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抗日战争时期威远的实业抗战救国路—发展实业 支援抗战
发布时间:2018-04-12 来源:县史志办 阅读次数:7739 【字体:

  

  抗日战争时期威远的实业抗战救国路

  发展实业 支援抗战

  

  1937年7月7日,日本帝国主义蓄意制造卢沟桥事变,很快侵略军将进攻矛头直指上海,工业相对集中的东南沿海城市危在旦夕。抗日战争爆发之前,中国工业的70%集中于沿海一带,内地十分薄弱。根据南京国民政府经济部统计,1937年底,全国共有工厂3925家(不包括东北),其中仅上海一地就有1235家,约占总数的30%以上,其他沿海各省有2063家,占总数的近50%。随着战争爆发,沿海工业将首当其冲遭敌炮火袭击。为避免沿海工业遭受灭顶之灾和在大后方建立长期抗战的工业基础,加强抵御日本帝国主义的经济实力,南京国民政府开始逐步动员将沿海沿江工业内迁,并给予政策和资金支持。历时三年多,在四川、湖南、广西、云南、陕西、甘肃等后方省区形成了11个工业区,其中四川有5个,威远为其中之一。

  威煤,点燃川盐济楚的熊熊大火

  抗战爆发后,沿海一带相继沦陷,海盐生产备受破坏,运输受阻。湖南、湖北等省海盐销区民苦淡食,迫切需要川盐济楚。作为四川盐业中心的富荣盐场(即当时富顺县所辖自流井,荣县所辖的贡井),承担起了供应军需民食的重任。1938年3月,国民政府财政部明令川盐增产,并提出“增加产量首先从富荣两场着手”,要求自贡盐场年产食盐增加300万担,比1937年的327万担将近翻一番。从1938年1月起,富荣盐场开始大量起复卤井增加盐灶,提高产量,加运盐斤。两场的卤井在未增产前计有170余眼,增产期间的1938年已增至210余眼,全年产盐456万余担,较1937年增产129万余担,已占四川省各区总产额的50%以上,为全国的产盐战略中心。① 用于煮盐所需的燃料巨增,以前靠柴草、干牛屎烧盐远不能满足需要,人们迫切需要找到更稳定的燃料来源。

  位于四川盆地的威远县,恰恰具有这样的优势。其“煤藏丰富,煤质亦佳”,是著名的产煤县。清代乾隆时期编《威远县志》卷2有记载:“嘉靖中,自流井初煎盐鹾,务需威煤孔亟,邑民于此设立炭厂。”可见,两地之间休戚与共的关系由来已久。

  只是抗战之前四川煤炭业“商营者为数虽多,然规模极小,资本在10万元以上者已不多见”,且多用土法开采,生产能力十分有限。抗战爆发后,以四川为中心的西南后方成为“国家民族最后生命之所寄托”,被认为是“复兴民族最后之根据地”。② 人口的剧增和战争物资的消耗,为军工民用物品的需求打开了广阔的市场,而煤炭作为生产生活的基本燃料更呈现出供不应求之势。

  威远的矿山,主要分布在县境内的几个山区。威远人习惯将其分为北、中、西三路。今山王镇以北的煤矿,因在清溪河流域以北,称为北路,主要有灵官沟煤矿、黑沟昭明厂、龚沟、道沟儿煤矿等。据统计,北路这条线,大小煤矿共有300家左右。清溪河以南的新场大胜以及芦蒿山、黑山咀一带为中路,有铁线沟、白蜡树、谢家沟、兰家碥(抗战时办)、沙坝子、崩笔坎等处共20多家。而新场河以北的山区为西路,有侯家山、曾家湾、牛角尖山、钟岩洞等地共有120家左右。在抗战前后较为有名的威远煤矿就在县东北部的黄荆沟镇。

  1938年4月,威远县政府提出“开发威远县黄荆沟煤矿刍议”,并派人商请四川盐务管理局合作。{3} 同年6月29日,国民政府财政部盐务总局派盐业研究所所长蔡远泽、工程师朱庭祜到威远调查,形成调查报告。一年后,盐务总局至川康盐务管理局,决定成立黄荆沟煤矿局,为争取早日出煤,解自贡盐场急需,先淘浚颜德明等人遗弃的旧井,后因积水太多,排水不畅,工程陷于停顿。但在困难面前煤矿人并没有妥协,而是想方设法,积极恢复和发展生产。

  1940年6月,财政部盐务总局与经济部资源委员会合邀中原公司、福公司联合办事处(以下简称中福公司)在重庆川盐银行开会,商定筹建威远煤矿股份有限公司,开发黄荆沟煤田,当月,三方筹集资金300万元。7月,威远煤矿股份有限公司在重庆临江门九尺坎34号正式成立,黄荆沟煤田的开发翻开了崭新的一页。同年8月,开始修复利用伍质均等人开凿已废弃的斜井和立井,继续向下开拓延伸,所有配套工程齐头并进,并于1942年2月正式投产。从1940年11月20日至1941年2月28日,由嘉阳煤矿公司正式在黄荆沟进行资源勘控,初步探明煤炭储量380万吨。这时,自贡盐场井灶生产用煤激增,每月约需12万包,每天即达1000吨左右。为满足煮盐的需要,威远煤矿用新法采烘,在立井井口安装40马力蒸汽绞车1台,用罐笼提升;斜井进口安装20马力小蒸汽绞车1台,用以下送物料和通风排水。这在威远地区的煤炭开发史上开了机械提升、排水之先河,当年生产原煤4.71万吨。

  随后,威远铁厂的耗煤量也大大增加。1943年,威远铁厂厂长致函威远煤矿厂长郭象豫:“贵矿每月供给200吨煤。最近因翻砂铁销路颇广,改制翻砂铁而焦炭之需要量随之增高,特故极需要贵矿大量供给,最少400吨煤。”{4}

  抗日战争时期,为满足自贡盐场运威煤烧盐之需,川康盐务管理局实施了威远河渠化工程。工程自1940年开工,到1944年6月17日威远河高硐修筑的埝闸完工,共建成9座埝闸。自此,威远河运量提高两倍,运费较之前降低36%,仰仗威远河的威远煤矿外段运输,大为缓解。与此同时,威远煤矿引入新技术,使用蒸汽发电,风顺水干,煤层走向顺利,产量由初期的日产100吨至1944年日可产煤400吨,极大地缓解了自流井各盐场和内江、资中酒精厂和糖业等燃料紧张的问题,保证了大后方的食盐供应,彻底打破日寇对我国的海盐封锁,为抗战作出了贡献。

  威远煤矿在抗战期间的贡献远不止于此。为支援前线,早日驱逐日寇,威远煤矿及全体员工积极响应冯玉祥将军倡导的“节约献金救国运动”,先后七次献金总额达149万元。冯将军深受感动,欣然题写“新天新地新世界”匾额,又以亲题的“还我河山”碎瓷花瓶一对相赠。后来,冯玉祥还在给厂长郭象豫的一封回信中这样写道:“贵矿热烈献金之情形至为感奋,全国工厂如均能如此爱国救国,则驱逐倭寇还我河山实易也。”极力赞扬矿方及员工的爱国义举。这是威远抗战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。

  威钢,熔炼抗击日军的战斗利器

 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,华北、沿海一带相继沦陷。国民政府决定西迁重庆,同时为保存抗战的经济力量,作出“将沿海或逼近战线之新式设备内迁”的决定,实施经济上的大转移。当时,华东、华北等地的钢铁厂相继陷落,加上海口封锁,进口钢铁、生铁等特别困难,严重影响工业特别是军工业的发展。为摆脱这种困境,开始在西南特别是有着“天府之国”之称的四川谋划建厂,其中钢铁业的建设更成为各方面重视的重点。

  钢铁是战时工业基础,而钢铁工业的能源供给离不开铁矿和煤炭。四川的煤铁资源本来分布很广,然而,抗战前四川的经济以农业为主,工业主要以轻纺工业为主,钢铁、电力、冶金等基础工业十分薄弱,这种产业结构完全无法支撑抗战所需的工业物资。因此,国民政府着手实施沿海工业内迁策略,为本来十分落后的四川工业增添了活力,形成一个基本能够自给的较完整的工业体系,并且初步搭建了四川工业的基础结构。威远铁厂也在这一时期获得较快的发展。

  新威矿冶股份有限公司前身为民营新华兴业公司,是由国内知名人士天津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发起,组织南开校友投资开办的。初时以建筑业为主,间或经营其他事业。七七事变后,公司业务萧条,发现钢铁销路甚好,并获悉二十四军在威远办有铁厂的信息,于是在1938年底,向政府陈述由其租办威远铁厂“以补抗战实力,而尽国民之天职”。1939年7月,国民政府经济部正式批准新华兴业公司承租威远铁、钢厂,随即将公司改组为新威矿冶股份有限公司,威远铁、钢厂更名为新威矿冶公司炼铁厂。12月,该公司呈文四川省政府,请求核准开办威远矿区,“以兴资源,而利抗战”,并聘请炼铁专家李公达为新威炼铁厂厂长,招募工程技术人员及工人300余名,正式开始修复工作,尝试改传统土法生产为高炉生产。不想广州失守,形势剧变,新威矿冶公司在港购买的设备无法直运回厂,又遇国内物价暴涨,工厂出售耐火砖成为唯一的收入。终因经济窘迫,难以维持,于1941年1月以250万元(法币)将铁厂出卖给资源委员会。

  1941年1月8日,国民政府经济部资源委员会威远铁厂成立,靳树梁任厂长。首先集中力量清点仓库,检查设备,摸清厂内资产。接着转向以恢复和发展生产为中心,开展基建,补充人员,为职工谋福利,稳定队伍等一系列工作。后又将地处偏僻的红豆树钢厂和杨家湾焦厂,移至蒋家湾,新址距铁厂只有15公里。又沿宝溪河而上,经双桥,打穿石牛洞,至新厂,建成16.5公里的新公路。对内形成了煤、焦、白云石、耐火泥等的运输主干线,对外与威远城区、自贡等公路连接,改变了各土铁厂生产运输仍处于肩挑背扛、牛驮马载的状况。随后全面地进行检修机器、装修动力,修复耐火工厂,整理矿井、修复高炉等工作。1942年12月25日,15吨高炉经过艰苦紧张的修复改进后正式开炉,靳树梁所发明的小型炼铁炉标准炉喉也在此炉上得到了正式使用,获满意效果,焦比为1.2吨焦/吨铁,产量设计率达80%,而当时同类型炉一般的焦比为2吨焦/吨铁,产量设计率为50%~60%。{5}“修建12年的高炉出铁了!”消息立即传遍全厂,人们无限喜悦。

  从高炉建立起至1945年11月底抗战胜利,其间三次开炉,总计产铁5094吨。其中,1942年18.44吨,1943年1704.23吨,1944年2413.887吨,1945年957.45吨。主要产品有高矽生铁,一号、二号翻砂铁,贝色麻铁,碱性生铁等五种,直接供应军政部兵工署各炼钢厂的炼钢生铁1900吨,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抗战所需钢铁的匮乏,为熔炼抗击日军的战斗利器尽到应尽之力;其余产品为翻砂生铁,除自用部分和翻制盐锅供应自贡、乐山等地外,主要产品供应民用工业和农业之需。

  如今,战争的硝烟已消散,但是历史不能忘记战争的创痛和中国人民的奋勇抗击。正是因为有国民政府的大力提倡,民族资本的积极响应,才在中国的大后方形成新的工业基地,保存和发展了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基础力量。其所产生的影响,所展示出的特征和意义,有着重要的历史启示和研究价值。

  参考文献

  ①自贡总商会编,《百年自贡商会》,2015年版。

  ②刘湘,四川后方国防基本建设大纲(J),四川经济月刊,1937.8(4):2。

  ③《威远煤矿志(1940-1990)》,1993年版,第7页。

  ④刘守良,为了中国的抗战,焦作日报,2011.8.18。

  ⑤靳国强,《回忆我的祖父靳树梁》,2012.7.11。

  注:图片除署名外,其余来源于《威远县志》。

  文章原载:《巴蜀史志》2017年第4期

  作者:威远县史志办公室 樊碧贞